老师，大学变了书馆，咱们都成了小孩，也不必投票选举，回家干脆抱着叫妈妈？”

他们只是开玩笑，我知道我很规矩，但是自小父母就教尊师重道，哪像他们这般无法无天？一时改不过来。

我涨红了脸，讪讪的过了好几堂课。

有一天在图书馆，我与纳梵先生撞个正着，我称呼他一声：“纳梵先生。”

他站住，微笑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我说：“没事啊，我叫你一声。”

他诧异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答：“理应如此啊。”

他说：“你家那边的老师是怎么样的？”

“他们？完全是‘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’的，但凡课文说得明白，已算尽责了。”

我说：“阶级分得好明白，否则，学生恐怕倒霉，这是中学，大学不得而知，看来也绝不民主。”

“你觉得哪种制度好？”他极有兴趣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老实地说，“这里的学生太放肆了，我觉得。我读的中学是很好的，老师也待我客气，只是几个英籍老太太很作威作福。”

“我代他们致歉。”纳梵先生笑说，“只是你别太拘谨，有什么想说的，不要犹疑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我跟他说话，老是有点口吃。

罗莲说：“他好做你爹了，你几岁？”

“二十岁了。”

“可不是？他起码三十八。”罗莲说，“看上去倒是很年轻的样子。”

“也不算特别年轻，”我说，“只不过头发未白而已，不过他一向不老气横秋。”

“你不是真看上他了吧？”

“哪里啊！别开这种玩笑，我是很尊重老师的。”我说，“人人都说他好。”

“很多教授很好，你怎么不提他们？”

“我也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