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回信来了，写得很好：“现在年纪大了，想想也无所谓，爱上老师也很普通，到底是天天见面的人，可惜他有妻子，女儿只比你小一点……不然你就不必这么寂寞了，去巴黎都一个人。”

我笑笑，连她都误会了。

有时候做完实验，我与纳梵先生一路走到停车场去，还讨论着刚才的功课，在玻璃门上看见两个人的影子，他是这么高大，我才到他耳根，他又不怕冷，仍然是西装加一件羊毛背心，我却帽子围巾大衣缠得小皮球一样，站在他旁边，越发显得他临风般的潇洒，他跟我说话，侧着头，微微弯着身子。

我叹一口气。

纳梵先生常常要送我回家，我总是婉拒，推说交通挤，不同方向，走路还快一点。

我不高兴人家说闲话。

他喜欢我，因为我是一个好学生，不是为了其他。

当然我们也闲聊，我们大部分时间坐在实验室里，我与他说话的机会很多。

他常常迟到，我抄笔记等他。纳梵先生越来越忙，他最近要升副校长。

赶到的时候他总是连连地道歉。这么一个大忙人，连教课都迟到，那一阵子，天天在医院守着我，那时间不知道是如何抽出来的。

他有时候问我：“意大利好玩吗？”

“没有法国好，”我回答。

“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。”他说，“我只在美国住过一阵子，其他地方没到过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好奇，“英国人多数看不起美国。”

“你到过？”纳梵说。

“到过。”我说。

“我认为美国很好，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了。”

我笑，到底是科学家，民族意识不十分大，肯说这种话的英国人，恐怕只有他一个人。

“在美国干什么？”我问他。

“读书。”他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