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南借漕粮做的一点点小动作，经过长长运河的放大之后就形成了巨大的风波。

时间到了三月中旬，新到任的户部右侍郎汪应蛟当廷奏事。

“因今年漕船事多，京城已有传言今岁粮少，粮商闻风囤积居奇，恐怕粮价要大涨。臣以为，遮洋总改制在即，大赏奸猾，趁势为祸不可不惩治一番。臣奏请陛下降旨，令有司稽查各粮行，务令其仍平价售粮！”

“准。”

朱常洛先当廷同意了这个奏请，又说道：“商税厉行，商人店铺契税实缴之余，是不是仍受胥吏盘剥以致成本提高，这也不能不察。京城天子脚下，吏部、都察院应该留意这一点，否则只是严令粮商平价售粮，并无用处。”

江南那边如何面对皇帝的诸多安排还要看事情的发展，但此前他们的行动已经传导到了京城。

再加上朝廷开源之策从钞关、市舶、商税入手，最先感受到今年形势严苛的自然是商人。

在吏治得到改善之前，由于之前的惯性，商人不可能立即停止上下打点，契税则不敢顶着如今的风头仍旧成为典型。

他们要付出的成本更高了，再借着今年漕粮运抵京城途中事故颇多的风声，自然要涨价。

申时行和王锡爵看着皇帝：之前说不会让京城粮价大涨的，真有法子吗？

京城内外，人口数以百万计。

京城的粮店米行，背后的东主也成分复杂。

比如说宝和六店的东主是皇帝，还有不知道多少店产的东主是勋戚权贵，也有全国各地的大商。

李戴刚刚巧妙地拿回了一些部权，现在还主持着地方官员的补任事宜。

“其余不说，传告顺天府和各衙！蒙陛下圣恩，京官去年的勤职奖廉银剩余部分也都发了下去。若是不能上体圣心，休怪本官在地方官补任名单上再多考量一二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