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杨博起这边紧锣密鼓布局之时，贺兰枭的反击，也已展开。

首先是朝中的压力，兵部忽然行文至绥远，以“北境军需已交割，钦差久留边镇，恐滋物议”为由，催促杨博起“速将查案情形具本上奏，并预备回京复命”。

行文措辞虽算不得严厉，但背后的意味不言而喻——贺兰枭在朝中的靠山开始发力，试图以“规矩”和“物议”逼迫杨博起离开北境，限制其深入查案。

几乎同时，边关传来急报，瓦剌部秃忽鲁王子麾下一支数百人的精锐骑兵，突然出现在绥远以北百余里的草场游弋，虽未越界攻击，但挑衅之意明显。

边军戒备等级被迫提升，沈元平不得不抽调部分精力应对边境压力。

更阴险的是绥远城内的暗流，一夜之间，城中开始流传一些有鼻子有眼的谣言。

有说钦差杨博起“年轻气盛，好大喜功，为求政绩，罗织罪名，构陷边镇有功将领与守法商贾”，有说“钦差与镇北将军沈元平过从甚密，恐有挟边军以自重之嫌”。

甚至还有更恶毒的，将杨博起“太监”的身份与“欺压边民”、“索贿无度”联系起来。

流言在茶楼酒肆、市井坊间传播，虽未指名道姓，但指向明确，意在败坏杨博起与沈元平的名声，离间军民。

贺兰枭本人，则变得更加“低调”和“惶恐”。

他数次亲自到镇北将军府和钦差行辕“请罪”，痛哭流涕地表示对秦百川所作所为一无所知，自责驭下不严，甘愿受罚，并再次献上大笔“劳军”钱粮。

同时，他主动“配合”调查，开放了名下几处无关紧要的店铺、田庄供“查验”，账目做得滴水不漏，显得无比“坦荡”与“合作”。

这一系列组合拳，打得颇有章法。

朝中施压，边境示警，城内毁谤，自身示弱……贺兰枭在向北境所有人